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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教育改革的方向、目标与重点  

2009-06-21 22:47: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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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教育改革的方向、目标与重点

----在2009年5月30日晚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发言

如今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经济改革之初面临的情况一样,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企业是行政的附属物。理由就是要保证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关系全局的国家重点项目的需要。实践的结果是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经济效率低下。那怎么改呢?我参与了我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的起草,找了一个理由,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要使企业经营成果与员工的利益挂钩,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应该有经营自主权,这就成为引入市场机制的理论根据,提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

如今学校掌握在各级教育部门的手里,理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教育是政治的需要。其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教育是国家的需要。采取的办法就是实行管制、保证重点。为此,对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资格、校长的人选、学校的布点、经费的调拨,总之一切教育事务都由行政决定。教育政治化、行政化成为必然,教育也就成为权力的工具。

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教育在短期内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长期达不到规定的4%,这就形成东平教授说的一方面体制垄断,另一方面投入短缺。随着市场化大潮的掀起,学校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为了谋取私利,教育成为牟利工具。教育掀起了产业化的热潮,但并没有改变教育的政治化、行政化,却成为教育部门权势的新手段。

教育资源的短缺成为维持应试教育的理由,考试第一、分数第一成为我国剩下的最公平的制度,几乎成为全民共识。教育行政部门不愿改,不愿放弃权力;校长、教师不愿改,应试教育驾轻就熟;家长、民众不愿改,担心最后公平的失去。教育成为考试工具,大家痛恨而无奈。

教育的政治化、行政化、工具化,违背了教育的目的,毒化了教育的氛围、损害了教育的品质。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教育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不是一党、一派的工具;教育的公共性,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政府的责任;教育的公平性,教育是人享有的平等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不能为少数人服务;教育的学术性,教育是人的思维、智慧、心灵的开启,需要自由与创造,不容许管制与压制。教育改革的重点是下放权力、建立机制。

教育要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学校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应由学校去管,正如企业的生产经营由企业决定一样。教育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要逐步提高教育的财政投入,同时向社会开放,鼓励内资外资办学。同时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否则放权下放就会带来混乱。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评定都可成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承担责职,比如什么人有资格当校长,由专家委员会公开遴选后确定,再由办学主体聘任,公立、私立都一样。校长违规可以除名,直至终生禁止进入教育领域。教育部门犹如现在的证券会,承担监管、考核职能。

教育改革必须从教育部门下放权力、扩大办学主体自主权入手。那么,用什么理由解这个扣呢?党管教育的初衷,一是守住社会主义阵地,二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然而,实践的结果违背初衷。教育实际成为权力的工具、牟利的工具,教师、学生、家长对这种社会主义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满。教出的学生不适用,大批学生失业,不仅不能为国家建设服务,而且还可能酿成社会危机。一个正直、清醒的共产党人都应该认识教育不能这样办下去了,就像当年觉悟经济不能这么管、企业不能这么办!这个扣不可能靠教育部门解,而是要靠最高当局的决策。而最高当局需要社会舆论、民间呼声的推动。我们这个讨论会就起这个作用。

 

徐景安:教育改革路径选择与如何起步

-----2009年5月31日下午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参与了30年的经济改革,想以此谈一下教育改革的启动问题?当初改革是怎么启动的?首先是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是认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而邓小平承认了简单事实,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50年了。这是需要胆识与勇气的。

对我国的教育形势怎么判断?我们也可以说形势大好,成就巨大、规模第一。而现实生活中学者、老师、学生、家长,绝大多数人对教育不满。现在到了一个临界点。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过去是60%以上,现在一流大学80%都找不到工作。这些毕业生无处可去,可能滞留学校,而新的大学生要进来,危机表面化了,尖锐化了。这是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的教育危机,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我国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我认为需要写一份对教育状况的评估报告,什么成绩很大、问题不少这样不痛不痒的报告起不了作用。判断我国教育的简单事实是生产的产品不合格、社会不适用,如果是企业照旧破产了,还不反思改革吗?

小平承认了简单事实以后,作出了简单判断。搞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经济是第一位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农村承包开始,地让农民去种,企业让企业去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现在,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教育要让学校办,而不是政府办。正如政府不能管企业经营,政府也不能管学校事务。教育部能办好这么多大学吗?教育局能办好这么多中、小学吗?过去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全由政府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政府定。现在学校教什么课、用什么教材、谁有资格教、收多少学生、收费多少……无论公立、私立都由政府决定,这与计划经济管企业一模一样。教育改革就从放权起步!中国改革说到底都是回到常识,让学校办教育,学校是办学主体,这不过是常识。搞教育,居然不承认常识,怎么搞得好?可是,承认常识是需要决策者具有勇气、良知和责任的。

教育怎么改革?我提出24字方针,即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明确方向。教育从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转为人文性、公共性、学术性。教育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应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不是政府的特权,不能由政府垄断。教育是心智、思维、智慧的开启与训练,需要自由与创造,不允许压制与管制。

制订规划。根据改革方向与目标,确定实施的步骤。中央多次作出教育改革的决定,但都没有相应的实施规划,必然流于空谈。我至少参于了八项总体改革规划和年度改革规划的制订,教育改革如此庞杂,没有实施规划,无法有序地推进。

放权开放。教育改革从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起步。学校是教育的主体,由校长治校、教师治教。办学主体向社会开放,符合条件都可以办学。办学资金向世界开放,允许各类资金投入教育。现在,办企业都放开了,办教育为什么不能放开?

   建立机制。放权开放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约束机制,办教育毕竟与办企业不同。办教育无法实行质量三包,学长、学生难以约束学校。这就必须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监管责任,并发挥专家的作用。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学位都可由各类专家委员会来评审。学校决策由出资方与社会人士组成董事会承担。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宏观管理与微观监督。

    双轨探路。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系统,不可能一揽子全面起动。保留老的一轨,用新的一轨探路,是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选择某类教育如民办教育、职业教育,选择某类地区、某类学校如贫困地区或富裕地区以及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重在用人。一个不想改革的人会找千万条理由拒绝改革,一个想改革的人会千方百计探索改革。教育改革就是要依靠有改革意识的人去推动。选择有改革意识的老师去当校长,有改革意识的校长当教育局长,有改革意识的局长当教育厅长,有改革意识的厅长当教育部长,教育改革就能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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