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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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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会议纪要 (四)  

2008-02-21 21:31: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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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中华文明新的制度结构

2008年1月27日晚上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三次会议,由徐景安主持,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主讲,提供的论文是《寻求中华文明新的制度结构》。

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盛洪:

文化应该是有生命的,多层次的,多维度,成结构的。它不是一种僵化的东西,不是静态的东西,而是动态地生成和演进的。要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文化。

 我们讲文化结构,就是讲一个文化中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和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西方文化有两个亚传统。一个是希腊传统,一个是希伯来传统。这两个传统构成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本身也是这两个传统此消彼长以及它们的关系互动的结果。这两个传统发生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是在欧洲的东南部,像希腊传统。希伯来传统发生在中东的巴基斯坦。在很早的时候,这两个传统就有互动,就有互相的文字交往,互相的钦佩,又互相的冲突、战争。到后来,罗马帝国扩张,中东就纳入到罗马帝国的范围。这两个传统就被一个政治实体包括在一起了,这两个传统就形成了社会内在的互动。后来希伯来传统发展成基督教传统,它在罗马帝国内部跟希腊罗马传统产生了冲突。最初,基督教是站在平民大众一边,它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它和希腊罗马传统是冲突的。最初受到罗马帝国非常严厉的镇压。尽管基督教是被压抑的,仍然不断发展,最后罗马皇帝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后来基督教上升为国教。从被压抑到成为国教,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时两希传统变成了一个政治实体的两个亚传统。这时候基督教文化掌管了人的精神领域。在基督教非常排他的、反对偶像崇拜的背景下,希腊罗马传统在精神领域不断退却,希腊罗马神庙逐渐被拆毁。希腊传统更多地应用于世俗事务中。最后形成了两希文化的分工。

到中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瓦解了,但是罗马教廷还在。罗马教廷相对于比较分裂的土邦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它还有某些世俗权利,比如征税权,司法权等。在中世纪,希伯来传统占主导地位,压制希腊罗马传统。宗教传统有一个整体主义取向,它更看重整体目标,强调整体目标过了头会压抑个性。

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兴起,它们不再向罗马教廷纳税,把司法审判权收到了自己的手里,削弱了罗马教廷。在这个背景下,希伯来传统进行了变革,就是所谓宗教改革。这时形成了新的格局。在西方社会内部,这两种传统,相对于中世纪,希腊罗马传统稍稍抬头,占了比以前更优越的位置。希伯来传统退到了纯精神领域,从世俗领域退出了。

当然这两种传统,还是继续互动。既互相约束也互相激励。互相约束,比如希伯来传统对世俗功利主义,对政治经济组织,对政府有约束。政府不断扩张,基督教作为外在力量约束政府。而在精神层面上激励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与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是相辅相成的。

这两种亚文化一直在西方文化结构中长期并存、互动、竞争甚至对抗。这两者都发展得很充分。希腊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展得更为充分和精致。基督教相关的艺术也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同理,解释一下传统中国的文化结构。传统中国跟西方有类似之处,也有几种亚文化,像道家、儒家、还有佛教。它们产生在不同的地区。儒家产生于黄河流域,道家产生于南方,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当然,还有法家、诸子百家,他们产生在其他地方。经过不断的竞争和淘汰,儒家处在比较主导的地位,但并不是绝对统治地位,并不是在任何领域和任何地区都是主导的。儒家的特点,是跨越了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

儒家最初起源于礼,这种礼蕴含着法律原则,形成了中国世俗秩序的基础。儒家在世俗领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或者是主导的作用。在精神领域,借助于中国丰富的民间资源,搞祖先崇拜,用孝这样的观念,普及于百姓。同时,儒家的道义力量征服了知识精英的内心。汉朝兴起,儒家基本上确立了独步天下的地位。后来遇到来自印度佛教的挑战。佛教是东汉开始传入的,到了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佛教迅速崛起。很多中国知识精英都信佛,或者受到很大影响。宋代许多大知识分子,如朱熹都是先接触佛学的。

佛教在精神层面上占领了一些原来儒家的领域,很多老百姓甚至士大夫都信佛了。儒家在精神领域是有弱点的。它靠祖先崇拜,很难跟佛教抗衡。佛教取得了成功。佛教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佛教的高僧成了皇帝的政治顾问。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佛教占有了太多世俗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导致了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导致了后来的灭佛之灾。在唐以后,佛教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到了宋代,有一个儒学革命,从周敦颐、二程、张载到朱熹等非常重要的人物,在精神领域建立比较成熟的一套文化体系。像陆家兄弟提出心学,弥补先秦儒学在精神领域的不足。宋代儒学的兴起,恢复了儒家的主导地位。中国的文化结构基本上是儒家为主导的一种跨越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制度结构,佛教只占一席之地,没有在精神领域完全征服士大夫阶层,在老百姓中也只是征服了部分人。

下面讲一下我的理论框架。“制度结构”在制度经济学中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概念。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共同组成的制度结构,比如有市场、政府、企业、家庭、宗教,共同组成了制度结构。几个制度安排的比重不一样,管的范围不一样,几个制度安排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不一样。这是制度结构概念。

有一个比较简化的分析方法就是把制度结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有形制度,一部分叫无形制度。这两部分就与我刚才说的所谓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相对应。有形制度是可以用文字描述的,比如政府、企业、市场等,并且可以实施奖惩。而无形制度,像家庭、宗教、道德,是不能很明确地用文字去描述,即使有什么《论语》、《圣经》这些经典,也只是粗的文化线条,不可能非常具体,也不能外在地实施奖惩,无形制度的实施只能诉诸内心。

这两大部分有可能是在一个社会内部生成的,也有可能在不同地域生成。我刚才讲的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是如此。中国的佛教文化产生于印度、尼泊尔,儒家文明产生在中国的中原一带,这种不同制度结构的不同成份或者叫不同的制度安排,可能生成于不同的地域或社会。它们原有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就可能内在于一个社会中互动,最后形成这个社会的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的这两个部分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有形制度的变迁具有跳跃性、断裂性,但是却非常有效。比如我们要改一个法律,马上就可以变,政府就会实施。无形制度的变革相对来讲就比较平缓、平滑,甚至是比较滞后。制度变迁中,这两者是不太一样的。两种制度变迁的不同性质,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有形制度变迁,无形制度可能会拖后腿。但是好的地方在于,有形制度变迁是断裂的,无形制度变迁则是连续的。这有助于社会的平滑过渡。

后来韦伯发现了无形制度对西方世界制度变迁的影响。学者们对有形制度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有形制度比较直观。韦伯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其实他说的道理就是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他发现的,后来把这个道理推广。他说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有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的匹配。如果不匹配的话,就会出问题。韦伯说其他文明是学不来西方的有形制度的,因为没有相应的文化匹配。所以,其他民族引进西方文明不会成功。这叫“韦伯命题”。

 后来,韦伯命题遭到一些反驳,如东亚兴起。人们认为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有形制度是可以匹配的。韦伯是对的,也不对。对在哪?两个外在的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放在一起必然不太适应、互相排斥。韦伯只看到十七、十八世纪西方所谓的两希传统之间的匹配,别忘了这种匹配是经过上千年的互动和磨合。最初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也是对抗的。这就是他的不对之处,两希传统的匹配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没经过互动与磨合,其他文明引进西方有形制度肯定会不匹配。

很奇怪的是,像东亚不少国家或地区,像日本、四小龙,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匹配上了,这很有意思,另外再说。

总体来讲,我们在引进一个外来制度时要考虑,与本土制度共同构成一个新的制度结构,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匹配。

再讲讲,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选择失误及其原因。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有点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但是往往忽略它们之间重要的不同。五四运动是要引进西方的有形制度,但是它对儒学进行了全面地否定。西方文艺复兴从来没有想过要消灭希伯来传统,甚至很多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就是基督徒。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之间只是进行了调整,它们的定位和分工的调整。而在中国,五四运动第一否定了中国的有形制度,第二又否定了中国的无形制度。

当时的中国文化精英中,缺乏一个制度结构的观念或者文化结构的观念,只是认为西方的东西就是希腊传统,把希腊传统拿来,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希腊传统在西方早就没有精神层面的功能了。所以在中国社会,只想引进西方的有形制度,同时打倒了中国的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那就失衡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错误。在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这种错误绝无仅有。几乎没有一个文明或者民族是这样做的,只有中国。中国周边的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样做。这是值得思考的。

印度被英国殖民了一百多年,但印度人现在95%以上是印度教徒,而不是基督徒。伊斯兰国家也被西方殖民了很多年,但大多数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中国的不少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相对来讲也没有抛弃儒家,只有中国大陆。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如不抛弃儒家,中国就没法进步,革命也不彻底。

顺便讲一下日本。大家认为日本近代的成功是明治维新以后有形制度的改革。但是大家忽略了日本近代之初在宗教领域、精神领域的创制。今年去京都,读了相关的书。明治维新之前几十年,日本的文化精英就提出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创立现代神道教的方案,把最高神和日本的天皇结合起来。应该说日本现代化某种程度的成功与它不仅进行了有形制度的改革,而且把无形制度这部分也补上了。而中国文化精英主流当时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有个别人清楚。比如像康有为。当时中国只想引进希腊传统,民主和科学是理性主义,是世俗层面,而忽视了精神层面,既不理解西方的基督教,又打倒了中国的“孔家店”。希腊传统无法替代儒家精神层面的功能,导致了唯理主义。

由于佛教和儒教在中国社会中作用的丧失,到了文化革命时期,政府管制道德和计划精神,变成了文化专制的时代。社会需要有精神层面的功能,但却是一个唯理主义的时代,公有制的时代。政府是万能,什么都管。前不久,才取消结婚要单位开证明。

宋廷民:

咱们后来引进的不是西方,而是苏联。

盛洪:

在我看来,苏联模式是西方的两个支流之一,是希腊文化的主要分支。当然这个分支是比较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中拒斥希伯来文化的,这种倾向前面有黑格尔、康德。一直到苏联都是这个分支。亨延顿说,冷战是西方人之间的事,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人才真正面对非西方。学习苏联,正是唯理主义走向极端,经济搞计划经济,文化搞大革命。这是非常大的失败。文革以后,形成反弹。一个是对计划经济的反弹,搞了市场化改革。还有一个是对文化专制的反抗,即思想解放。在世俗领域,这条路走得不错,相对来讲是功利主义的。精神领域的问题逐渐凸显。思想解放以后,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精英主流没有回头看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要原因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资源就是希腊传统,所谓的理性主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管制,打死老虎、骂儒家文化是比较安全的。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年、三十年,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总体来讲,由于五四时期的失误,后来又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中国制度结构的严重缺陷,缺了精神层面或者是无形制度这一部分。

最后,我大致讲一下解决方案。我们将来怎么建立新的制度结构,有几个选择:

第一,        用希腊传统替代儒学传统。

第二,        用希伯来传统替代儒学传统。

第三,复兴儒学传统。

这是基本的三个方案。

我的答案是第三个。首先要有儒学传统的复兴;第二要有儒学传统的变革。儒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它是本土的,这种无形制度在本土是有根的,由它来匹配外来的有形制度的话,更容易成功。反过来讲,从外部来的有形制度,也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虽然在其他国家成功,但是要考虑到我国的特点。再说它本身也是有弊端的。我原来只是假设西方的有形制度是好东西,但并非如此。利用中国有形制度资源的比较好的部分,与西方有形制度进行融合和调整,更能够使这样的有形制度在中国扎根,并且能够创造更优越的制度。

     景安的很多主张我非常赞成,不过我对马克思主义是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能不能讨论呢?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为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死抱一种理论。只要是为中国好、老百姓好、社会好,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外提出和讨论问题。

徐景安:

盛洪提出了框架思路,具体的东西没有能够说清楚。比如儒家传统在新条件下如何变革,或者儒家传统在今天如何継承?怎么与民主、科学的有形创制度匹配,如何利用中国有形制度资源的比较好的部分,来补充、修正、完善西方的有形制度。等等。希望大家讨论。

张祥龙:

我先总结一下我理解的盛洪教授的观点。他的基本看法是,两个外在的制度可以结合,而且有的时候能够形成更好的制度,并在这个新制度中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为了说明这个观点,盛洪教授举了西方两希――希腊与希伯莱――的制度结合,作为例证。

    该文第四、第五节认为,中国面对西方优势的有形制度的挑战,要从制度上摆脱被动,就要把它的有形制度接受过来,然后用我们的无形制度,也就是儒家跟它匹配。以前中国大陆接受的西方制度不太成功,是因为我们这边缺少本土的软件,或本土的无形制度来接纳西方,而西方那边的无形制度又无法发挥功能,就是基督教在中国扎不下根。这里盛洪引用了诺斯的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的区分。这个很像港台新儒家的“内圣外王说”,当然,儒家要想匹配西方,还要将自己原来非对象化的思维方式改变成或“自我坎陷”成对象化的思维方式。文章中提到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一般都认为有形制度与无形制度是一个整体,或者认为它们的配合是长期的历史因缘造成,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但盛洪兄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有形制度与无形制度可以拆开,并与异己者结合。他最重要的支持证据就是东亚的例子,那里儒家的或东亚的无形制度与外来的西方经济与政治制度结合,由此而反驳了“韦伯论题”。这是我大致总结的这篇论文的看法。

    我认为此文很有新意。虽然我说它的观点与港台新儒家的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据我所知没有从制度上讲,而盛洪教授是从制度上来思考这种内圣外王之道。还有就是,他把道德和精神这一面当做无形制度,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还认为新文化运动有文化制度上的重大错误,我完全赞同。最后,文章还主张要给儒家一个民间生存的机会,让它跟别的宗教公平竞争,以便让它恢复活力。

    下面我提几个问题。

    此文有几个没有充分论证的前提。首先要证明无形制度和有形制度能够切分开,而且切分开以后两方面都还能活。你现在要求把西方的有形制度拿来,中国这边无形制度配上去。不但切分开的两半各自都能活,而且它们两个各处再嫁接的新结合体也能活,还能有某种优势,可以接着繁衍后代。这些前提好象没有充分说明。韦伯是说,两个制度的结合要经过很长期的磨合,双方是一个完整制度,是活体在磨合。

    这篇文章提出反驳的最重要论据就是东亚成功的例子。我想质疑一下。此文认为一些东亚国家在成功引入西方的有形制度时,在道德规范和精神方面保持了原有的文化。是这样吗?韩国现在已经有40%人口信基督教,西方的精神制度成为了韩国第一大宗教。日本、台湾的传统道德与精神也被大大削弱了,如果我们更注重无形制度的话,比如家庭、宗族,还有老百姓、尤其年轻人的基本价值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知识制度、教育制度等,尤其还要看到它们总的发展方向,是完全朝向西方的。由此怎么能说东亚在引入西方有形制度时成功地保持了、运用了自己的无形制度呢?所以西方来的硬件不是没有软件的后果的。我很质疑盛洪文章说的这部分。由于西方制度的进入,与它配套的无形制度慢慢就会跟上。之所以到目前还有些东亚的无形制度的残存,是因为此文也指出来的一个规律,即无形制度总比有形制度改变慢,有个迟滞效应。

另外,我觉得盛文对西方两个制度的结合的线条描述,是不是有些粗糙?比如两希制度的结合,文章前面说得很不错,后面的说法,好象希伯来制度贡献的只是无形的一面,而希腊这边贡献的只是有形的这一面。情况似乎不这么简单。比如民主是很重要的有形制度,文章认为它主要从古希腊来的。但是我有点挑战这个事实,或者说是指出它的不全面。我们知道近现代的西方民主的很重要的理论来源是契约论,个人主义平等基础上的契约论。而这个思想跟古希腊人,比如说从城邦的有机社团主义的现实和理论中发展出来的民主,很不同。希腊主张民主的思想家,比如亚里士多德,不持有个人主义的平等观,他们一般都认为人从根本上出自城邦或民族这些社团,而且认为人生来不平等,比如认为外邦人和本帮人不平等,奴隶与城邦自由公民不平等。基督教倒是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新教还主张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这都有利于近现代西方民主制的诞生。比如洛克的《政府论》,它是在总结英国革命时写出来的。英国革命恰恰反映出强烈的基督教内部之争。“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对于美国的民主制,也有重要贡献。所以,基督教对于民主,不能说不相干,它不只是贡献一个无形的制度。

    再说,两希制度从历史上非常接近。它们古文明的来源,甚至地理距离,都隔得不太远,和我们与西方的遥远距离无法相比。而且古希腊传统在近代复兴的时候,也带有它无形的一面。

说到儒家,难道只有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儒家,能在今天存在?我们只取道德和精神这一面,这个儒家还是不是一个活体?港台新儒家对于从西方引入的有形制度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似乎没有看到。引入西方的有形制度,不可避免带来无形制度,所有我也质疑盛洪兄的这样一个说法,即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在与将来也注定不会成功。是的,它在历史上不成功,那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家族文化比较健全。现在不一样了,整个民族的家庭、团体都被破坏了,为西方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入华创造了大好局面。所以我看到有的文章说中国的基督教徒已经接近一亿,如果不把共产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看作宗教的话,那么基督教现在或可见的将来,有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宗教团体。 

    最后结论就是说,如果让西方的有形制度来主宰局面,它一定会带来无形的制度。这个过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盛洪教授的理论恰恰是想改变这个,让我们中国还想有一个实质性的无形制度存在,这个怕在主流社会中实现不了。

    徐景安:

你都是质疑,成了正方的反方。你能不能提出一个有建设的意见呢?比如你质疑,不能只是继承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儒家,那么,你认为还应继承什么样的有形的儒家呢?

    张祥龙:

目前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儒家应该有办法应对它。我觉得儒家应该成为一个活体,在实际生活中全方位的存在,包括两种制度性的存在。但是它无法正面与西方化或现代化进程对撞,那不是在可见的未来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儒家可以而且必须在小范围内,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处,作为一个主体存在,以便在真实的意义上复活自身,摸索不同的社会、技术和文化的道路。这个过程本身就有重大意义,而且还能为未来的不测局面做准备。所以我提出建立儒家特区,或者叫儒家文化保护区,用新鲜含义的德行仁政感动天下。这方面我有一些设想,这里就不占大家的时间了。

    张祥平:

    盛洪先生认为,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像当时日本和东亚一样,日本用大和服替换了基督教,四小龙用儒学替换基督教。当时中国要获取坚船利炮来对抗宰割。

于是新文化运动把我们的有形、无形制度全部否定了,开始君子学海盗的过程。今天,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现在有了坚船利炮,完全可以有形、无形全部采用自己的东西。

我有一本书:《制度对话》。维护农民利益要靠农民组织起来,成本最低的组织形式是宗族。利用宗族观念和土地担保来重建社会信用,筛选有责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用扩大的家庭责任来维护社会秩序。也可考虑用超越西方的政治框架来解决大陆和台湾的纷争。

我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共同点,都主张社会主义,都有入世理想,都批判资本主义,都倡导非个人本位的价值观。

徐景安:

说创建难,又很容易,每个人都可以提一个方案。要创建中国新文化,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能认同,我写了《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八项标准,其中一点,就是普适性,也就是绝大多数人能接受。在今天的中国,我对普适性有一个解释,需要执政的共产党接受。你要共产党丢弃马克思主义、丢弃社会主义来接受你的什么东西,这可能吗?研究学术、讨论理论,可以不认马克思主义,可以像盛洪说的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共产党应该允许,禁锢是不对的。但我们不是讨论纯学术,而是创建新文化,就要面对中国共产党,而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这是我与许多学者的区别。

除了共产党接受以外,要让广大民众接受,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大学生接受。他们是社会的未来,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构思文化方案的时候,起码琢磨一下我这个说法能否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当然,你不愿意这么想,喜欢茶余饭后,聊聊天,写写文,是可以的。但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现在有两个极端,官方的意识形态不管民众接受不接受,我就这么说,这么讲,结果是大家都不听,弄得马克思主义在大学里被嘲笑。尽管如此,还是不反省。一本大学教科书,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那是花了巨资、动员了很多人编出来的。第一章就是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通篇是板着脸孔说大话。我想请问这些作者,你有远大理想、崇高信念吗?中国共产党内有多少远大理想、崇高信念的人?共产党员都做不到的远大理想、崇高信念竟然要作为大学生的道德要求?而大学生的道德现状又是什么呢?这是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是制造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呢?这是作道德传播,还是让大学生拒绝道德、嘲笑道德呢?我真是迷惑不解,当年共产党懂得宣传,对农民讲,不受穷,有饭吃,就得打土豪、闹革命。今天的共产党怎么连话也不会说,专门找人家不爱听的讲呢?有人一语破的,那是因为过去的党讲得不中听,被人赶走是小事,更是要掉脑袋。今天的党不同了,执政了、有权了,管你爱听不爱听,然而不被认同,这个权能长吗?这个官能安吗?另一个极端,就是有些学者们也爱自说自话,既不管共产党接受不接受,也不管民众接受不接受。有的儒学者提的方案,让人目瞪口呆。他的本意是恢复儒学,实际是鼓动人家反对儒学。主张西方文明的人,也有这种激进者。一切都是西方好,对西方文明不能批评。

我的观点是中、西、马都有长处、都有短处。很简单的道理,能延续5000年的中国传统文明、能创造500年辉煌的西方文明、能掀起200年社会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没有合理的内核呢?而中国传统文明被西方文明所取代,西方文明受到社会主义的挑战,社会主义阵营被一下子颠覆,不是证明了其本身的缺陷吗?存在是合理的,被取代、受挑战、遭颠覆是有内因的。这就是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据此,我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理念,作为建立、引进、继承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在爱他人上有丰富的资源,孝道、仁爱就是最值得现代人继承的道德品格。这是医治现代化中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泛滥的良药。安徽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就是抓住一个“孝”字做文章,讲演、唱歌、演剧,把人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怀念之情激发出来,明白做人的起码道理。这既响应了共产党创建和谐社会的号召,又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收到很大成效。所在的汤池镇犯罪率、离婚率大大下降。全国各地报名学习的人,应接不暇,场场爆满。这为弘扬传统文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张祥龙:

他那里有形制度有改变吗?

徐景安:

没有改变。

张祥龙:

这跟我讲的不一样。

徐景安:

他们是在共产党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试验,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我去听了,也很受教育,让我反省了自己。如果推广开来,学校、社会都进行这种教育,就很好啊!这总比讲不着边际的远大理想、崇高信念好啊!

王建军:

盛洪谈到,西方文明笼统说是两希文明。一个希伯来结构,一个希腊结构。盛洪在论述过程中对希伯来传统的评价略高了。希伯来传统开始是比较粗糙的,进入罗马社会几百年都进不去。罗马的知识精英不接受,因为它里面神秘主义的成份多于理性的成分。后来经过裴洛、普罗提诺、圣。奥古斯丁等几代哲学家几百年的努力,把希腊的柏拉图的哲学结构注入希伯来传统,才被罗马的知识精英所接受。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成为罗马国教。它变成罗马国教以后一千年,就是“黑暗时代”。这一千年是希伯来传统主导,希腊罗马传统已经很少了。西方的复兴、西方的崛起,我认为有四个最大的推动。官方一般讲两个,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显然是接续希腊传统,启蒙运动很重要的因素是受中华文明的冲击,这个对它的影响非常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宗教改革。这三个动力实际上都是为了摆脱希伯来传统的束缚,而不是希伯来传统的推动。

    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第四个推动,就是三大发明(印刷术除外,西方人不愿承认)。前一段,中国最牛的文化学者余秋雨说:四大发明是伪问题,是李约瑟1940年以后才提到的。实际上他对西方文化极其无知。几百年以前培根对它的评价就非常高,而且一再提到它对整个西方崛起的影响,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一般的史学家、思想家评价也非常高。没有“三大发明”,整个封建结构就不会被摧毁。

以上四个基本推动因素,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凑到一块,促成了西方的迅速崛起。在崛起中,希伯来传统起的作用是几分之一,甚至是负面的。韦伯对中国文化研究了四十年,很了解中国文化。他认为真正能与西方文明竞争的只有中华文明。他特意强调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但人们所忽视的是,他说到最后否定了他前面的观点,即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启动时,通过节俭、敬神等起作用,但进入资本主义富起来以后,就不起作用了。后来著名史家保罗。肯尼迪和黄仁宇等认为亚洲四小龙和东亚“儒家文化圈儿”崛起后,“韦伯命题”就彻底破产了。所以,我觉得,对希伯来传统的评价不应过高。

    盛洪提到三条出路,我同意第三条出路。当然我认为要改造儒学。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才有一个家园。中国人不能到别处去找家园。从儒学里挖掘被埋没的大量普世价值、永恒价值的东西,以应对人类未来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宋廷民:

    第一,咱们的新文化基础是什么?包括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文化是个系统工程,离开了政治、经济、思想、社会,没有社会的全面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新文化就是空中楼阁。

   第二,应该从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出发构建新文化,人的自然属性,要生存,必须利己。但作为社会人,就要受到环境的约束,有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单位的,还有法律的、道德的、信仰的等等的约束。作为社会人,有一个群体的活动,儒家没有偶像崇拜。今天靠孔夫子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他没有解决中国的民主、科学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周孝正:

我是教社会学的老师,我觉得首先要建立基本的伦理底线。现在是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您说怎么办?中国要出问题,就是常识出了问题。年轻人跟咱们的思维完全不一样,当务之急是要用朴实的语言,提高我们下一代的基础伦理、底线伦理,进行基本知识的教育,

   杨帆:

你说超女是咋回事?

   周孝正:

选了一个李宇春,她是什么美呢?说她是男的,不是,说她是女的,她的外表又不像。她是跨越性别的美。用广东话就是男人婆,人家是中性美。包括周杰伦的歌,咱们这屋的人都不听,但是出了这个屋,人家全听。

   李伯淳:

几年前我们专门搞了新文化论坛,组织了五十次研讨会,讨论了新的科学观、哲学观、法律观、道德观等等。现在比较现实的还是研究观念问题,一下子把制度搬出来,马上改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能够用的上都用起来,。五四运动鲁迅影响很大,写了很多的小说、杂文,也并没有构建什么大的体系。

徐景安:

你搞了中华文化复兴会,请简单勾画一下你的理念,要复兴什么?

李伯淳:

我们所讨论的中华文化复兴,可能比较长远一点,在现实里面不能让大家接受或者理解。我在一本书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在二十二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才会领会到二十一世纪是文化复兴的最好时代。

徐景安:

我从改革界闯入思想界,一方面感到思想界十分活跃,另一方面也深感各执一词,十分片面。有的认为西方文明一钱不值,有的认为传统文化一钱不值,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一钱不值。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谁都不反对,但是一具体化,只有自己主张的是宝贝,其他的都是垃圾、废物、毒药。我国思想界的现状就是如此。正是有感于此,我冒昧闯进思想界,既向各流派学习,能够成为一派的,总有他的理由,同时也愿与各流派讨论,寻求共识。

盛洪的这篇文章缺点是没有说出具体的建议,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维的角度和方法。他说:“中国社会,只想引进西方的有形制度,同时打倒了中国的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在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这种错误绝无仅有。几乎没有一个文明或者民族是这样做的,只有中国。”这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和判断,假如这是成立的,就值得深思和反省。我们想在扫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回过头来引进西方文化,还是面临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无论马还是西,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盛洪将文化结构分为有形、无形。他说:西方的有形制度“要考虑到我国的特点”,“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再说它本身也是有弊端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要想在我国一下照搬西方的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世界上有不少失败的案例需要总结。但是,由此对政治改革、制度改革拒绝推进、拒绝探索、拒绝试验,更是不对的。当前,后一种倾向是主要的,使得大家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变得烦躁、郁闷、愤恨、不满。无形制度应该来自三方,即中、西、马,只讲一方都不行。光是中的,拒绝西的、马的行吗?光是西的,拒绝中的、马的同样不行。光是马的,拒绝中的、西的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那什么是中、西、马呢?这就是我讲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与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有形制度是相匹配的,并补充、完善它的不足。而且,我认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价值理念可以先于有形制度的建立进行传播,为有形制度的建立提供共识的基础。盛洪讲有形制度建立快,无形制度建立慢。好比法律规定可以很快制定,习惯观念不易改变,这没错。但是反过来,法律规定必须达成共识才能通过,习惯观念的改变可以从自己做起、一部人做起。

我为什么讲这个道理呢?现在社会上普遍认为,包括很大一部分知识精英都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建立制度,其他都无用,什么道德啦、善啦都是嗐扯,甚至有害,是愚弄百姓、助纣为虐。只要这个制度不建立,我们就不能善,就可以恶、应该恶。似乎很有道理,以恶对恶嘛!按这种逻辑,你腐败,我就抢劫;你贪污,我就绑架;你贩毒,我就走私;你杀人,我就放火;你谋私,我就造假……这个社会就恶性地堕落下去。如果真是人人都向恶,所谓的好制度能建立起来吗?就是建立了有用吗?谁都明白,建立一个公平的、理想的制度,有助于人们向善。好的制度可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让好人变坏。这是制度的功能。但是,在同样的制度下,为什么有好人、坏人呢?再进一步,在所谓的好的制度建立之前,我们应该鼓励向善还是向恶呢?现在的社会與论,却是向恶占上风。说恶,似乎理直气壮、太义凛然;讲善,倒是脑子进水、迂腐之词。

当务之急是要阻扼恶性堕落,从谁做起?从自己做起、从有识之士做起、从有良知的人做起。我们一点也不放弃为建立好制度而努力,但是好制度不是一朝一夕能建起来的,我们就无事可做吗?不!中国已经有不少良知的人行动起来,为挽回社会风气而努力。传播传统文化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做公益救助的深圳狮子会,组织大学生下乡的人民大学乡村指导中心,等等都是可敬可贵的。我遇到美国人路乞,他的理念就是:“要将自己家的客厅和花园,延伸到屋外的大街小巷,延伸到整个城市,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要像看守自己的家一样保护好社会的大环境。”他提的口号是---五:五个手指要动,自己动手,从我做起。口:新闻媒体和每个公民的口都要宣传。人:每个人都要参入。立:立即行动。日:每天都要做一件有利环境的事。心:从心开始,爱家园,爱城市,爱国家,爱世界。他就是检到垃圾往自己口袋放的人,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他不是等制度好了,去行善。而是以自己的善,改变人、影响人。这样的人很傻、很可笑吗?有人就问我,道德值多少钱,行善吃了亏怎么办?据我的体会,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傻,他们活得很开心、很愉悦、很幸福,身体好,精神也好。这位路乞今年69岁,神采弈弈、风度翩翩、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幽默动人、充满魅力,我和他聊了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看,无形的制度,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因为每个人都可作出选择与决定。

祥龙教授质疑,“只取道德和精神这一面,这个儒家还是不是一个活体”,怎么不是活体呢?今天,已没有了儒家的有形制度,但是坚持儒学道德风范的人大有人在。你看看农村,看看周围,那些也许不识一字的老人,扑实、勤俭、忠厚,获取很少、付出很多,活得很健康、很愉快,他们不是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吗?说到韩国,到处有学儒学的私塾,韩剧里传播的都是儒学理念,拜父母、穿韩服、躹躬礼还保留在风俗习惯里,这不是实际的存在吗?怎么是残存呢?当然,西方的无形也在扩展,那就竞争、共存嘛!其实,祥龙教授的意思是既要儒家的无形、也要儒家的有形;既拒绝西方的无形,也必须拒绝西方的有形。他的理想是“儒家应该成为一个活体,在实际生活中全方位的存在,包括两种制度性的存在”,说白了是回到孔子时代,而孔子的理想是周天子,那我们要倒退多远啊?他说,盛洪既想要西方的有形制度,又想要中国的无形制度,“这个怕在主流社会中实现不了”,那么我想说,祥龙教授的全盘复古的主张更实现不了。

我认为,儒学作为道德和精神层面是很有价值的,能提供人生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追求,能提升人的品格和修养。但即使作为道德和精神层面,儒学也是有缺陷的,重私德而缺公德,重群体而轻个人,重守旧而压创新,需要引入和整合西方文明的理念。所以,我的结论是有形与无形,都该从东西方文化中吸收资源,当然也不要忘了马克思。

 

   会议名单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张祥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钧    中央党校民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调研主任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

周孝正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忠明  国资委研究室主任

李保民  国资委研究室副主任

杨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杨鹏    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乾泉    国际管理工程学会副会长、教授

杨平    孙冶方基金会执行干事长

张祥平 北京农学院副教授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                 

宋廷明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

游敏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众处长

李伯淳 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院长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

郭存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 助理研究员

司马南 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

唐寒冰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培训部主管

刘老石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培训部主任

王盼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大学生支农指导中心负责人

孙恒   工友之家总干事

欧阳君山 青年学者

张耀杰  中国艺术研究院

林永青《价值中国网》 总裁           

胡泳  《价值中国网》主编 

刘荣刚 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征集办副主任、《百年潮》杂志副主编

孙伟林《民主与科学》主编                     

王学会《经济与法》《今日关注》 主编 

陈明  《原道》杂志主编

王建军  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编审

司马平邦 博客网副总编

张学军 新浪博客名家专栏主编

朱敏 《 新经济导刊》编辑部主任

李小忠  经济学博士

刘仰    文化学者

党大建  北京理德对外咨询公司总经理

朱程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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