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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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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三)  

2007-10-05 11:51: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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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产权转让、企业破产的改革试验

企业是一种生产经营单位,总有办得好、办得差的。好的应该发展,差的就要淘汰,这似乎是常识。可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只生不死、永埀不朽!一大批企业生产能力闲置、严重亏损,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效供给,但照发工资。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一到深圳,我就鼓吹要为企业办红白喜事,好企业就搞股份制、上市;差的企业就转让、破产。

1989年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暂行规定》,以市政府文件下发。我的创造有两条:一是成立产权转让办公室,设在体改委市场处,负责产权转让的实施和审核;二是实施强制产权转让,对长期不能清偿债务、经营状况很差的企业,提出建议报批后实施。1992年又以市体改委名义下发了《在市属国营企业中“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业”的通知》,提出企业连续三年经营亏损的,实行强制破产或产权转让。总之,你不消灭亏损,就消灭你。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你消耗的是国有的资产啊!到1993年共有65户企业实行整体产权转让,转让资产总额达2.6亿元。1993年2月, 成立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

1995年5月16日我在《投资导报》上发表文章《收购与兼并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热点》:“推进收购与兼并,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淘汰不合格的企业家,生产要素逐步向先进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家流动,才能实现存量资产的合理配置,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对于收购兼并是否是私有化的问题,我回答说:“由实物资产变为货币资产,我们用这笔錢,去建设电厂、码头、铁路、高速公路,这依然是国有资产。而且结构作了调整。我国国有企业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缺的是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能出让一部分国有企业套回现金,投资于能源交通,这实在是件大好事。”

产权转让在西方纯粹是商业行为,也没有产权交易所。混不下去,就卖啰!双方派律师、会计师或投资顾问一谈就可成交。政府是防止兼并中的垄断。可我们不一样,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国家的,亏了,谁也不着急。所以,改革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想不到改革快30年了,今天还是有人,一批老干部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不准出售国营企业。改革之初,北京把一家亏损的国营门店卖掉,一个老干部就掉眼泪。这与土财主有什么两样,祖宗的瓶瓶罐罐就是破了、烂了,也不能卖,只能供在哪里?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经历的,国营工厂、国营商店、国营饭店、国营粮店、国营菜场、国营鞋铺、国营理发店、国营洗澡堂,这就是社会主义?服务态度之差、服务水平之低,是所有人都感受到的。这些老同志对国营如此留恋,只要是国营的,不管什么样,就是喜欢,到了图腾崇拜的地步,确实超越了经济范畴,成为不需要经验的一种信仰了。

1991年12月26日还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强制依法破产实施办法》。这又是我的创造,破产一般是由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的,而“本办法所称的强制依法破产,是指对达到法定破产界限、确已无法挽救而债权人和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的企业,由政府和有关部门強制其依法进行破产。”文件规定下列企业实行强制破产:1、连续三年发生较大数额的经营性亏损,或亏损年度不足三年但亏损数额巨大,到期债务超过企业实际资产一倍以上的;2、已停止经营或基本停止经营,确无可能清偿债务的;3、管理混乱,资不抵债,整顿无效的。上述情况,要是发生在私有企业,债权人和债务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早就申请破产了。可是国有企业就不同,不是亏自己,而是亏国家。强制破产,是政府履行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减少损失,并让所剩的资产通过破产处理,重新创造价值。但这项改革阻力大、难度大,又麻烦、又得罪人,谁也不愿插手,法院也不接受。后来,多次协调,接受了,但资产的清理工作没有人做,只得我们派人去。唉,谁让我们搞那么多国有企业,自找麻烦啊!费了老劲,1992年1家国营企业实施破产,2家外资企业和1家外资银行破产处理。

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进入市场,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资本、人力要进入市场,作为生产要素载体的企业也必然要进入市场。企业产权转让和破产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中发生了问题,爆发了延续至今的改革方向的大争论。2004年郎咸平提出:要警惕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夺的问题,立刻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前一句是对的,但是他根本没有分析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夺的根源。尽管有关部门制定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定,但谁来监督执行?又加上信息不对称,管理监督部门不可能比企业经营者更了解情况。因此,发生了国有企业贱卖,甚至被鲸吞的现象。根子就在于国有企业太多管不过来,更在于国有资产没有真正的主人。这本身就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出发点。搞产权转让会发生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夺,然而不搞产权转让更会发生国有资产被非法剥夺。企业日常经营中的猫腻更难监管。国有资产非法的、无序的、潜在的不断流失,正是下决心进行国企产权改革的动因。郎教授要求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能解决国有资产的流失吗?朗教授提出国企改革的思路是找职业经理人,并以法律来强迫承担信托责任。我觉得朗教授在微观上,尤其是企业财务的判断上比一般人聪明,但在宏观上,在全局问题的判断上却比一般人糊涂。企业应对的是动态万变的市场,只有对企业资产真正负责的人,才可能真正负责任地去找职业经理人,才可能对职业经理人作出客观的正确的业绩评价。正因为如此,企业需要资产所有者组成股东会、董事会来作决策,电脑再先进也替代不了。当年政府与企业谈承包基数,就非常困难,现在朗教授忽然要以法律来强化对经理人的约束,实在不明白这项法律怎么制定,是一个企业制定一法,而且年年修订,世界上有这样的法吗?朗教授还以保姆变为主人的例子,来讽刺国企产权改革。如果只有几处房产,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发生。但是朗教授,你有了上百处以上的房产,麻烦就来了。你挑来的保姆,经常报告各种意外情况,需要增加维修费用,你很难辨别真伪,当然你可以请人审计,但又得付费。后来你发现这么多房产,虽然在你的名下,但实际上是保姆在享用,而你还必须付管理、水电、工资等各项费用,“私有资产在不断流失”,这个保姆成了房产事实上的主人。所以,你下决心卖房子,而且想赶快脱手,折一点价算了。如果有一个发达的房地产市场,房产的价格又非常市场化,卖房子当然是件容易的事。但企业的转让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当保姆提出要购买你的房子,你也就欣然同意。这种情况下,贱卖必然发生。其中更有一件让你伤心的事,保姆用你的房产抵押贷款购了你的房,没有化一分钱成了真正的主人。怎么样,再聪明的你,也难避免这种愚蠢可笑的事。然而,作为一个私人,是不会莫明其妙地购置这么多房产的。但我国的传统体制就是购买了大量用不上、管不了的房产,现在要卖掉,就发生了种种让人愤怒的事。这是原来干的愚蠢可笑之事的成本。当然,要尽可能规范,尽可能避免再发生愚蠢可笑的事。但如果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那才是愚蠢可笑的,那会带来更多更愚蠢更可笑的事。

八、国有企业管理架构、企业制度改革

1987年8月17日我与周少华合写了一篇题为《利税分离,划分产权,三权分立,重塑国家经济管理格局》的文章,指出:8年来的改革,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引入了市场机制。人们从市场运行中获得利益,而把风险留给了依然行吃大锅饭的国有资产。传统体制下的国有资产也不能随市场供求的变化实现流动和重新组合。可以说,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不起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引入市场机制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改造传统公有制,重新塑造国家经济管理格局,为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框架和基础。

改革的思路是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和经营机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和收益的扩大。为此,须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格局,将国家的资产管理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分开,在此基础上划清中央与地方的职责范围,然后按照各自的产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体系。

该文具有创见意义的是提出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建议,有权变卖、出租下属企业资产,也可折股出售。当时全国有5000亿的国有固定资产是凝固僵化的,1/4的国营企业长期亏损不能改组,这就不得不依靠有限的增量来调节。不合理的资产存量,拖住了相当一部分增量,死的拖住活的。这是传统体制下生产要素配置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也是传统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所在。资产经营公司为实现资产增值,使必须淘汰的企业迅速实现生产要素的转移,使需要发展的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使市场机制能真正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9)

在这篇文章发表前,我就到河北沧州进行试点,于1987年7月25日制定了《沧州市轻化系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并按照责任与权力、收益与风险相对应的原则,建立国有资产的经营机制,实现国有资产收益的扩大和增值。改组轻化局,实行职能分解。将党政工团等政治、社会管理职能,下放企业所在地区管理;将规划、统计、质量检验等行业管理职能,上收到经委设立轻化科承担;建立轻化系统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管理经营轻化局所属9个国营企业的资产。它具有收益分配权、经营控制权和财产处置权,承担国有资产增值、实现利润递增和资金利润率提高的责任。沧州市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管理、考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深圳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作了探索,较早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兼有资产管理与投资的职能。我来深圳后,于1988年5月起草了《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建议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全市国有资产行使管理权。分解投资管理公司职能,资产管理职能收归资产管理局,投资职能由投资公司承担,将现有的集团(总)公司改组为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国有资产的经营载体,承担资产增值的责任,拥有处置资产的权力。这个设想显然削弱了投资管理公司的权限,导致我与投资管理公司关系的紧张。1992年深圳成立国资委。1996年市属国有企业分别由建设控股、商贸控股与投资管理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改由国资委直接管理23家大型国有企业,成立投资控股公司管理需要改制的国有企业。

我国企业一直按照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私营和外资。在国际贸易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山西某贸易公司欠德国某公司的钱,由于找不到山西这家公司,德国公司就把海南某远洋公司的船扣了。理由是这两家公司都是全民所有制。我在1990年写的《深圳股市的深层思考和完善对策》中指出:“国营企业责任界定不清,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在对外交往中,实际上由政府承担最终的责任与风险,国营企业制度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采取国际通行的股份制形式,把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10)1992年我在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上,建议按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外资、私营的企业制度,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1993年制订的《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提出: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财产责任清楚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此,必须将目前按企业所有制形式建立的企业制度,逐步改为新型的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即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

我国国企改革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违宪的。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界定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那么所有改变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做法,都是违宪的的。这样,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将全民、集体改为公司制就是非法的。然而,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条是照搬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成为独立法人,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由国家承担无限责任;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只有一个所有者主体,只能实行调拨,不能商品交换,这都与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相冲突。究竟改对还改错呢?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非公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增加非公有制,减少公有制的比重必然是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临界点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即占51%以上。现在一批老干部提出,2006年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所以,他们要求维护宪法,重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我说中国改革一直是违宪、护宪、修宪的斗争。中国改革又到了关键时刻。

没有基本理论的突破,改革就前进不了。必须回到理论的出发点:第一、为什么要消灭私有制?是为了消除剝削。我们实行的公有制是否消除了剝削?过去,公有制是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那就是懒汉剥削了大家,少数剥削多数。采取国营的做法,由国家分走了剩余价值,是国家剥削了员工,这无非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拿走的剩余价值完全用之于民,那也是剥削,无非是多数剥削少数。如果国家拿走的剩余价值用之于少数人,那性质就更恶劣,是借国家为名,由少数剥削多数!所以,传统公有制并没有消灭剥削。第二、现在的国有企业不用交利润,究竟谁剝削谁?近几年的企业利润增长额中,近80%来源于国有资源性企业。我国三大石油集团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近100亿元,上升到目前超过2000多亿元。而这样高的利润是靠了我国资源税税率过低,平均水平不到德国、法国低税率国家的1/30,石油的资源补偿费率仅为1%,美国则是12。5%。依靠资源垄断、经营垄断而形成的高额利润,民众却享受不到任何好处,能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吗?第三、非公有经济交纳税金所构成的财政收入是谁的经济基础?我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增长到2005年的31627亿元,年平均增长10。3%,而同期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不用说这是非公经济的贡献。这是增强还是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四、谁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 1991至2005年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5。3%下降为11%。近30年来民营、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10%,而职工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说明,无论在国企、民营、外资企业中都存在对员工的剝削。第五、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中得到好处?从1978年到2003年,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从 1986 年到 2005 年 20 年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 23 倍,而同期 GDP 只增长了 14.6 倍。政府利用权力在二次分配中首先得益。第六、财政支出向什么方倾斜?1996年至2002年我国政府对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结构,从10.49:38.38:51.13演变为15.99:47.76:36.25。基础性和竞争性投资比例高达84.01,其中竞争性投资比例36.25,超过公益性投资一倍还多。我国的财政支出中最容易膨胀的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经济建设投资,将近占了50%,而美国只占17%;最不容易膨胀的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我国占25%,而美国最容易膨胀是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占了75%。

总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理论认识上并没有解决。我认为,在一次分配领域,实行按要素分配,资本与劳动都享有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即劳动应拥有股份。这样才能真正消灭剝削。在二次分配领域,财力应向社会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倾斜。社会主义就是照顾好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办国营企业。社会资本无力、不愿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才由政府来投资,委托专人来经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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